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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说,人不可没有坚不可摧的内核而存在,这正是翻译家叶廷芳的写照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郭影     编辑:徐婉青     2021-10-28 12:55 | |
咪乐|直播|原名花茶|直播| 唯有走到“依法依规”的轨道上来,对法规予以敬畏而不是迷信法不责众,对爱狗予以自律而不是罔顾他人安全、妨碍公共利益。

  命运借走他一只手臂,他却说: “如果不经历不同于常人的生命体验,我就不会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坚毅品格。”翻译家、德语文学研究专家、卡夫卡研究专家叶廷芳因病于2021-10-286时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叶廷芳,衢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叶廷芳先后翻译过卡夫卡的小说、随笔、日记和书信;主编并参与翻译《卡夫卡全集》,这些作品的翻译均由叶廷芳独臂完成,他称得上是译介卡夫卡于中国学界的第一人。

2006年叶廷芳参加《夜光杯》创刊60周年座谈会

  叶廷芳9岁时不慎跌伤,失去了左臂,并因残疾几度失学,后历经波折考上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毕业后,他先是留校任教,后追随冯至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该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一名德语翻译。命运借走他一只手臂,却还他以文学的执念。“如果不经历不同于常人的生命体验,我就不会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坚毅品格。”断臂后,叶廷芳给自己立下了人生的军令状——超越正常人。

  著名诗人桑克回忆:同叶老师相识多年,我们一起参加过几次活动。叶老师精力充沛,干劲足,我经常忘记他缺条胳膊。作为一位优秀的翻译家,他非常有思想,对社会对历史很有见地。他是热爱生活的人,喜欢玩,和朋友们聊天,喜欢吃俄式西餐,还喜欢吃东北菜。

  叶廷芳是新民晚报“夜光杯”的好朋友、老作者。多年来,夜光杯刊发了叶老撰写的《问渠哪得清如许》《七彩青海湖》《车厢里的德国母亲》《北京奥运的一对建筑双星》等诸多文章。他的文章内容丰富,情感真挚,笔致含蓄,韵味悠长。尤其是2014年《走在人生边上的风景——杨绛先生近忆》令人印象深刻,被誉为大家写大家之名篇。(郭影)


2021-10-28《星期天夜光杯》封面刊登叶廷芳先生写杨绛先生

走在人生边上的风景 ——杨绛先生近忆

叶廷芳

  杨绛先生新作《洗澡之后》即将出版。值此之际,我们特邀杨绛先生当年外文所的同事——著名作家、翻译家叶廷芳先生撰文,说一说他印象中的杨绛先生。

  惜时如金

  杨绛先生是我的同事和前辈,由于专业不同,原来接触机会并不多。但“文化大革命”把我们的距离——空间距离和心灵距离大大拉近了:一是在维护丈夫(钱锺书先生)和自身的个人尊严时让我看到了她无畏不屈的精神风貌;二是在“五七干校”的两年中她和我被编在同一个“菜园班”劳动、同一个“学习班”开会,可以说朝夕相处;三是她的唯一女婿在这期间被一场黑色政治风暴摧残致死,而我自己也在这场莫须有的运动中蒙冤,内心悲愤,而与钱、杨伉俪发生共鸣。干校回来后,他俩被迫住在单位的一间办公室里,下班后我经常顺便去看看他们,以尽量稀释他们些许的哀愁。

  几年后,他们终于被“落实政策”,搬进了国宾馆东侧“南沙沟”一批新落成的“部级楼”。这下与我住的相距就很远了,整整隔着一座北京城!而那时我的主要交通工具则是自行车,走一趟可不容易。更主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位老人的声望与日俱增,国内外的应酬应接不暇,何况两位大学者对学术都怀着伟大抱负,“文革”中却被剥夺了那么多时间,如今又已进入老境,其心情之紧迫可想而知。因此我告诫自己尽量少去惊动他们。不难理解,整个上世纪80年代我一共只去看望过他们三次。而在最后一次印象特别深刻:我敲门后,钱先生悄悄把门打开一条缝,一见是我,马上卸掉门链,喊道:“哦,叶廷芳!好久没有来了,快进来,快进来!”但当他高高兴兴把我迎进客厅后,他的第一句话却使我颇为意外:“不过,很抱歉,今天只能留你一刻钟,一刻钟!”他看我有些不解,马上从案角上抱起一摞信件说:“你看,这些都是外国来的信件,都等着我回复……”我赶紧说:“我理解,我理解,一定遵守约法三章!看到你们二老都很健康,我已经很满足了!”“寸金难买寸光阴”,钱先生对时间的珍惜,真是锱铢必较,我们这一代人都很难理解了。后来读到杨先生在《我们仨》中忆及这点,说钱先生在清华读研几年连近在咫尺的颐和园、玉泉山都没有去过!这更使我震惊,因为我自己在北大就读时,每年至少去两趟三趟!在惜时如金这点上,杨先生与钱先生也是完全合拍的,她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记得在地头她曾对我们谈起她的读研生活:“那时我们真的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一吃完早饭,就躲进屋里,只顾读书。”难怪这一对伉俪,不仅学问功底深厚,而且都扎实掌握几门外语。

  治学严谨

  在钱、杨那里,对时间的珍惜与对治学的严谨是一致的,决不拿时间换产量。记得在菜园劳动时,我们年轻人曾聊起翻译问题,互相询问一天能译多少字。一般回答都是2000字左右。于是我不无好奇地问杨先生,等着她3000-4000字的回答。想不到她的回答却出乎意料:“我想平均起来每天也不过500字左右吧。”她见大家愣在那里,又补充说:“我翻译其实是很慢的,我首先要把每段话的原意弄清楚,然后把每个原文句子统统拆散,再按照我们汉语的语言习惯重新组织句子,把整段话的原意表达出来。”用现在一句流行的话说,她追求“神似”而摒弃“形似”。怪不得读杨绛的译文,遇不到一般译著中经常出现的欧式句子,甚至佶屈聱牙的译文。经过语言的提炼,杨绛的译文比一般同类译文的字数要略少一些。杨译的这一特长,恐怕多半得益于她早期的戏剧、小说乃至诗歌的创作实践,练就了一手过硬的母语功底。就翻译的风格而论,杨绛的译法庶几跟19世纪欧洲流行的一种译风有关。当时那里人们追求一种内容传神而译文地道,却不拘泥于逐字逐句的真实。鲁迅的裴多菲诗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堪称这类翻译的中国典范;匈牙利原文并非整齐的格律诗。

  杨绛的翻译主要是小说,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审美特点,即都属于“巴洛克”风格,俗称“流浪汉小说”。她译的法国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西班牙中篇小说《小癞子》和西班牙长篇巨著《堂·吉诃德》概莫能外。巴洛克审美风尚盛行于17世纪,主要流行于以意大利、西班牙为代表的中南欧地区。它以一种“怪怪的”艺术风貌与当时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典雅、庄重的“古典主义”相对峙,故被主流文学艺术史家们所排斥。直到20世纪它才被人们重新接纳,甚至成为“座上客”。君不见德国格拉斯因写了“新流浪汉小说”《铁皮鼓》而荣登诺奖宝座。但在90年代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巴洛克文学艺术依然是个禁区,以致那时我国自己编写的外国文学、艺术、美学史书中,连“巴洛克”这个术语都很难找到!实际上在文艺复兴式微以后,恰恰是“巴洛克”以巨大的创造活力打破了古典主义仅仅从形式和风格上继承文艺复兴的教条主义僵局,推动了文艺复兴的创造精神在欧洲文学艺术中的继续发展,并诱发了浪漫主义的产生和后来现代主义的兴起。说起来多么悖谬:仪态典雅、端庄的杨绛先生对那些像模像样的“主义”一一扭过头去,唯独接受了这个“不修边幅”的欧洲艺术的“流浪汉”,在周围同行们普遍避讳“巴洛克”这个禁区的时候,她毅然闯了进去,一本接一本地翻译了起来,不能不佩服她的艺术慧眼、胆识和勇气!

叶廷芳与杨绛合影

  杨绛先生在欧洲留学多年,有着过硬的英、法文功底,在她那个年代英、法语世界有多少重要的文学作品值得她去新译或重译啊,但她偏偏对《堂·吉诃德》情有独钟!是的,这是巴洛克小说的代表者。然而它的原文恰恰是杨绛还没有掌握的西班牙语!而她又不满足于通过其他外语去转译。于是年届半百的她决心迎接这一挑战:再学一门外语——西班牙语!经过20来年的学与译,她终于攻克了她的翻译生涯的最大堡垒——《堂·吉诃德》的西班牙语翻译!为此西班牙国王亲自为她颁奖。但杨先生并不以此为满足,为使她这部扛鼎译作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她“走到人生边上”的时候,多少重要的工作等着她收尾,她却仍以巨大的毅力将这部70万字的巨著重新校订了一遍。这使我想起德意志文化中一位哲人——卡夫卡的箴言:人的心中是不可没有一颗坚不可摧的内核而存在的。这面镜子又让我们照见了杨绛先生不愧是学界典范的形象。

  关爱后辈

  杨绛先生《走到人生边上》出版的时候,见到书名,我不觉一惊,产生一种急欲去看望她的情感冲动。于是选在她97岁生日的前几天,给她打了个电话。我说杨先生,某某日我要路过南沙沟,想顺便去看望您一下。她说:“你住得那么远,不要专门来看我;如果真的是顺便的话,那就来吧。”

  先由杨先生的生活助手或曰保姆引进客厅。不一会杨先生从另一个房间匆匆进来。只见她穿着一身宽松的蓝格子上衣,脚步轻捷,而且腰身挺得很直,一点老态的痕迹都没有,我不禁为之一振:这哪里像位奔百岁的老人啊!寒暄时她对我的家庭情况问得很细,不仅表现了老人对后辈的一向关爱,也说明她的记忆力丝毫未减。接着我拿出了我于两年前出版的散文随笔集《遍寻缪斯》送给她,其中收入了写她的一篇散文《杨绛,外柔内刚的不屈女性》。我向她说明:这篇文章在报纸上发表的时候,题为《杨绛先生印象记》,后见到杨先生在送别两位亲人时所表现的从容与刚毅,联想先生“文革”中面对不实之词向造反派发出狮子般的怒吼……便改成这个题目。她情绪立即活跃起来,并立即翻开书认真看了起来。我及时拍下了这个镜头,并趁这当儿打量了一下这间客厅,依然是钱先生那时的格局:一张写字台,一个书架,两张单人沙发。我尤其注意了一下地面:还是以前的灰色水泥地,还是不铺地毯。前几年那里的房管部门决定给这批“文革”中草建的“部级楼”免费装修一下,结果遇到两户婉拒,杨先生这户就是其中之一。

  大概是2010年初春吧,一天在《文汇报》“笔会”栏上看到杨先生一篇随感,叫《魔鬼夜访杨绛》,觉得有新意,不啻是一篇“现代型的小小说”,便写了几百字的评点发在“笔会”的“回音壁”上。她看到后立即让人转告我,说“写得极好”!不久,为纪念钱先生诞辰100周年,内地和香港有关出版社拟共同出一部《钱锺书先生纪念集》,由丁伟志主编。但某些文章杨先生亲自组织,并点名要我写一篇。我唯恐不能胜任,但又不好拒绝,便以《钱锺书先生的学者人格》为题写了5000余字,请她过目,很快得到她的肯定:“写得不错么!”得到她的鼓励,我将拙文让报纸先行发表。

  前面提及“寸金难买寸光阴”的谚语,过了百岁的老人该是“尺金难买寸光阴”了!因此近年来再也不忍心去杨先生府上惊动她了。但每逢她的寿诞我都会写封信,祝贺她又登上生命征途中的一个新的高地;过年时打个电话,赞美她在“人生边上”创造出一道又一道奇异的新风景。值得读者欣慰的是,她的“人生边上”的边幅很宽很宽,这样的新风景我们还将有幸欣赏到很多很多。因为她迄今思维依然明晰,谈吐依然清楚,记忆亦不见衰退——举个例子吧:去年春节我打电话给她,没想到她的第一句话却是:“你现在还唱《克拉玛依之歌》吗?”天哪,杨先生自60岁退休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她参加过本单位的春节联欢会了,那么她听我唱这首歌至少是40多年以前的事了!此事虽小,却足以证实广大读者和知识界的福音——杨绛先生惊人的健康,正是:夕阳无限好,何须虑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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